在改写修订《天龙八部》时，心中时时浮起陈世骧先生亲切而雍容的面貌，记着他手持烟斗侃侃而谈学问的神态。中国人写作书籍，并没有将一本书献给某位师友的习惯，但我热切的要在《后记》中加上一句：“此书献给我所敬爱的一位朋友——陈世骧先生。”只可惜他已不在世上。但愿他在天之灵知道我这番小小心意。

我和陈先生只见过两次面，够不上说有深厚交情。他曾写过两封信给我，对《天龙八部》写了很多令我真正感到惭愧的话。以他的学问修养和学术地位，这样的称誉实在是太过份了。或许是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形式小说的偏爱，或许由于我们对人世的看法有某种共同之处，但他所作的评价，无论如何是超过了我所应得的。我的感激和喜悦，除了得到这样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认可、因之增加了信心之外，更因为他指出，武侠小说并不纯粹是娱乐性的无聊作品，其中也可以抒写世间的悲欢，能表达较深的人生境界。

当时我曾想，将来《天龙八部》出单行本，一定要请陈先生写一篇序。现在却只能将陈先生的两封信附在书后，以纪念这位朋友。当然，读者们都会了解，那同时是在展示一位名家的好评。任何写作的人，都期望他的作品能得到好评。如果读者看了不感到欣赏，作者的工作变成毫无意义。有人读我的小说而欢喜，在我当然是十分高兴的事。陈先生英年早逝，闻此噩耗时涕泪良久。

陈先生的信中有一句话：“犹在觅四大恶人之圣诞片，未见。”那是有个小故事的。陈先生告诉我，台湾夏济安先生也喜欢我的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在书铺中见到一张圣诞卡，上面绘着四个人，夏先生觉得神情相貌很像《天龙八部》中所写的“四大恶人”，就买了来，写上我的名字，写了几句赞赏的话，想寄给我。但我们从未见过面，他托陈先生转寄。陈先生随手放在杂物之中，后来就找不到了。夏济安先生曾在文章中几次提到我的武侠小说，颇有溢美之辞。虽然我和他哥哥夏志清先生交情相当不错，但和他的缘份稍浅，始终没能见到他一面，连这张圣诞卡也没收到。我阅读《夏济安日记》等作品之时，常常惋惜，这样一位至性至情的才士，终究是缘悭一面。

《天龙八部》于一九六三年开始在《明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同时连载，前后写了四年。中间在离港外游期间，曾请倪匡兄代写了四万多字。倪匡兄代写那一段是一个独立的情节，内容是慕容复与丁春秋在客店中大战，虽然精采纷呈，但和全书并无必要连系，这次改写修订，征得倪匡兄的同意而删去了，只保留了丁春秋弄盲阿紫一节，那是不能删的。所以要请他代写，是为了报上连载不便长期断稿。但出版单行本，没有理由将别人的作品长期据为己有。《金庸作品集》中所有文字，不论好坏，百分之百是金庸自己所写，并无旁人代笔。在这里附带说明，并对倪匡兄当年代笔的盛情表示谢意。

一九七八·十

《天龙八部》的再版本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出版时，曾作了大幅度修改。这一次第三版又改写与增删了不少 （前后共历三年，改动了六次） 。有一部分增添，在文学上或许不是必要的，例如无崖子、丁春秋与李秋水的关系，慕容博与鸠摩智的交往，少林寺对萧峰的态度，段誉对王语嫣终于要摆脱“心魔”等情节，原书留下大量空间，可让读者自行想像而补足，但也不免颇有缺漏与含糊。中国读者们读小说的习惯，不喜欢自己凭空虚想，定要作者写得确确实实，于是放心了：“原来如此，这才是了！”尤其许多年轻读者们很坚持这样的确定，这或许是我们中国人性格中的优点：注重实在的理性，对于没有根据的浪漫主义的空灵虚构感到不放心。因此，我把原来留下的空白尽可能的填得清清楚楚，或许爱好空灵的人觉得这样写相当“笨拙”，那只好请求你们的原谅了。因为我的性格之中，也是笨拙与稳实的成分多于聪明与空灵。

《天龙》中的人物个性与武功本领，有很多夸张或事实上不可能的地方，如“六脉神剑”、“火焰刀”、“北冥神功”、无崖子传功、童姥返老还童等等。请读者们想一下现代派绘画中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画风，例如一幅画中一个女人有朝左朝右两个头之类，在艺术上，脱离现实的表现方式是容许的。

迄今尚无一位中外地球物理学家指责《庄子·逍遥游》的不科学。庄子说大鹏南徙，“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但根据地球物理学，距离地面十七公里以上，叫做tropopause （对流层顶） ，气温极低，再上去到stratosphere （同温层） ，温度增高，由于物理作用，空气只方便横向运动，要纵向再升高就极困难，因为高温空气上升后，下面低温空气升不上来补充，中间脱节。这一层的上限离地面约五十公里。连空气都不易升到五十公里以上，庄子这头大鹏要上升到九万里 （四万五千公里） ，只怕有点困难了。相信植物学家也会指责庄子说“上古大椿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样长寿的植物世上恐怕没有吧；背广几千里的大鹏或鲲鱼大概也不会有。中国有自然科学家们硬要研究“六脉神剑”是否可能，不知外国的昆虫学家有没有研究卡夫卡小说中有人忽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在人体生理学或昆虫学上是否可能。

有些文艺批评家要求任何小说均须遵守现实主义原则。毛泽东主席之“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原则，内地作者在文革前后固非遵守不可，今日尺度放宽，已有可遵可不遵的自由。自古以来，我国文艺创作，即重驰骋想像，今人拘于现实，未免迂矣。从前有迂人评李白诗“白发三千丈”未免太长；“朝如青丝暮成雪”头发白得太快；“桃花潭水深千尺”太深；“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白帝城到江陵，万重山太多，千重百重则差近之。又有迂人 （其实沈括非迂人） 评白居易《长恨歌》，曰：“‘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峨眉山在嘉州，唐玄宗自长安入四川，不须经峨眉山。”其实诗歌非游记，此诗不过以峨眉山代表四川。又评杜甫《武侯庙古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径七尺，树高二千尺，此柏无乃太细长乎？”有评者说，武松从山东阳谷县到清河县去探望其兄武大郎，不必经过景阳冈。但景阳冈武松打虎乃千古奇文，不经景阳冈即不打吊睛白额虎，除稀有动物保护者之外，人人都觉遗憾。

《水浒传》为极妙奇书，然不合情理之处甚多，如李逵取公孙胜，为罗真人所阻，李逵夜中杀罗真人，流出白血，又杀其童子，但被杀者均不死，原来罗真人以葫芦相代。行路时，神行太保戴宗以甲马系李逵两腿，一念咒语，李逵即飞奔不能停止，可日行八百里，如参加世运会马拉松长跑，一口气快跑四十万公尺，戴宗如再带一人，三人自必囊括金银铜奖牌。《三国演义》写关公为吕蒙所杀，关公鬼魂在玉泉山大叫：“还我头来！”又上吕蒙之身，使其击打孙权，随即倒地而死。《武乡侯骂死王朗》一节，写诸葛亮在阵上交锋时，痛骂敌方主帅司徒王朗，“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两军交锋，大骂一场，便将对方主帅骂死，似亦不可信。然《三国演义》为古今奇书，不能以事实上是否可能判其优劣。

王国维先生盛赞“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词句，然天涯路千里万里，独上高楼，岂能一望而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为著名物理学家，常以学术观点指摘法轮功所宣扬之特异功能不合科学，颇可佩服。作者前年在北京和何先生会谈，何先生先言其本人为“金庸小说”之喜爱者，随即指出：“物理学中之力只有一种，人力应无内力外力之分，但武侠小说言之已久，读者习惯上已接受，以气功运内力外击敌手，读者并不反对，此为艺术上约定俗成的虚构，不必追究其是否真实。”笔者同意何先生之圆融见解，武侠小说自身有种种习惯性的通用虚构，犹如今人大画家绘画华山，极力夸张其雄奇险峻，往往悬崖峭壁，无路可上，实则华山每日上山者往往数百人，绘画之夸张虽离事实，然画为好画 （并非地图） ，亦无人否定之也。当年苏东坡曾以朱笔绘竹，风神潇洒，有人指摘曰：“世上岂有红色竹子？”苏反问：“然则有黑色墨竹乎？”盖世人多以墨笔绘竹，习见之即不以为异。笔者并不敢自认本书可与上述艺术品相提并论，但知艺术不必一定与真实相符，优劣皆然。

二〇〇二·十一